兵車行備課
如張巡、許遠在安史之亂中為堅守睢陽，以人為食，死者數萬，封建史家和正統文人對他們吃人這一點仍給予贊揚，這和杜詩的態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勢越發不可收拾，自身的處境也日見窘迫，他對軍閥、官僚的橫暴、腐敗，態度變得更為尖銳嚴峻。雖然像《兵車行》和“三吏”“三別”那樣細致描述的作品已經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詩歌語言所揭示的事實，卻別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寫蜀中軍閥的叛亂和相互殺戮：“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克爾娛。”——被殺者似乎仍在號哭，而他們的妻妾和馬，都面帶愁容供殺戮者取樂，這是一幅何等殘酷的圖景！又如《三絕句》中寫道官軍的殘暴：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時代的苦難被杜甫以焦慮和憤怒的心情一一記錄在詩中。但是，他對現實有什么辦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誡那些做官的朋友：“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賢明：“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嘆：“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這些無奈的、固執的哀告，說出了受盡苦難的廣大民眾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的。人們從他的詩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誠實的、富于正義感和同情心的詩人，如何輾轉掙扎于漂泊的旅途，歷經饑寒困危，備嘗憂患。對于生活在動亂時代的人們，這一類詩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后困居長安時所作，抒發了詩人對被戰火阻隔的妻子的懷念：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當他逃至鳳翔后，有了機會去鄜州探家時，又寫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錄第一首：
崢嶸赤云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詩中呈現一幅戲劇性的異常感人的場面。在那一場突發的大戰亂中，家破人亡是尋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了。杜甫以準確生動的語言，把他們一家人重新相見時，彼此如在夢中、亦驚亦悲亦喜的復雜心情清晰地呈現出來，可謂感人至深。千百年來，它不知引發了多少人內心的共鳴！
正是因為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杜甫，常常從自身的遭遇聯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會問題。如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饑餓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畢竟還享有某些特權，那些地位低下的“失業徒”“遠戍卒”，又將如何掙扎下去呢？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風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凍，發出“安得廣廈萬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祈愿。這種寬廣的胸懷，是值得后人欽佩的。
杜甫的詩歌自古以來就有“詩史”的美譽。但應該指出：
詩歌并不會僅僅因為記載了某些史實就成為好詩。杜甫其實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歷史紀實性的詩篇，以及那些紀述自身經歷而折射出歷史面目的詩篇，乃是他的生命與歷史相隨而飽經憂患的結晶，是浸透著他個人的辛酸血淚的。后代有些詩人雖然也關注社會政治問題，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們的詩作難以像杜詩一樣引起我們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