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及其規律教案
關于題4：
按一般人讀書習慣，會毫不懷疑地選擇第一句話，因為從作者的行文來看，似乎明確表述了這層意思。但是從下文的論述重心來看，又分明在第二句話上。而查閱有關資料中的解答也大多是第一句，也有將這兩句話統統寫進去。還沒有發現寫第二句作為答案的。其實正確的解答是第二句。這里涉及的是在閱讀社科文章時，如何確認語句和整合語義的問題。語句的確切認定和語義的恰當整合，是實現有效閱讀的起點。首先是語句的確認。通常可從結構成分上分析句子，我們就不會對赫然在目的語義熟視無睹了。第9自然段只有兩句話，只要我們問一句，這兩句話的主語是什么，馬上就會發現，第一句主語是“中國的小說”，第二句主語是“中國小說的每次發展、進步”。其次是語義的整合。第一句只是說小說之源來自民間，小說的內容反映人民群眾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實際；通過整合發現，實際上講的是一個“源”的問題。第二句較長，分析一下可發現包含三層意思：①中國小說的發展是怎樣取得的；②作家和民間創作的結合關系是促成發展的重要因素；③這種結合關系表現為作家對民間創作的學習和參與。通過整合，對句中基本語義、從屬語義、次從屬語義進行辨認，就會得出“中國小說的發展是由文人作家和民間創作相結合來推動的”這樣一條規律。當然，我們在思考時，還要提醒自己把握分析問題的“切入點”，這里的“起點”是要弄清“發展規律”，而不是小說的“源流”問題。
●延伸閱讀
中國古代小說的性質和范圍
小說與史傳都是敘事散文，都同樣有人物有情節有主題，都同樣有作者概述和場景描寫，它們的區別何在?司馬遷的《史記》，抽出一個片斷來，例如《鴻門宴》，那場景描寫有行動有對話有細節，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說與小說沒有分別。但是，盡管它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它卻是史傳而不是小說。根據就在它是據實而寫。古代小說，特別是歷史演義小說，其人物和情節也許是有一些歷史依據的，但作者不過是借它們來抒發自己的胸臆，創作中不免要對原來的事實加以選擇，加以強調，加以重組，加以虛構補充，總體上是作者主觀想像的產物，本質是虛幻的，因此它是小說而不是史傳。明代謝肇說：“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五雜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則進一步指出小說的價值與史傳的價值不同，“小說始于唐宋，廣于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并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續金瓶梅集序》)。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是“史貴于文”，小說因其虛妄無稽而長期遭到輕賤，謝肇和丁耀亢理直氣壯地宣稱小說就是虛妄無稽，闡明小說的價值不系于“實”，而系于“情”，從而明辨了小說的文學品格。史傳說真話，小說講假話，真和假，這就是史傳和小說的區別所在。
不過，一進入作品實際，問題又不那么簡單了。白話小說與史傳的區別很明顯，問題在文言小說系統。縱向來看，唐代以前比較好辦，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小說。古代史志和書目文獻指稱的那個時期的“小說”是別有所指的，并非文學意義的小說。東漢桓譚和班固在處理古代文獻的時候，把那些實錄性質的叢殘小語統稱為“小說”，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淺薄者歸在子部，一部分記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謬者歸在史部。這類作品一是實錄，盡管實際上是真偽雜存，但作者是據見聞而錄，不事虛夸和鋪飾。二是文字簡略，篇幅短小，所謂尺寸短書。對這類作品，桓譚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棄之可惜，故列“小說家”類存之，可備治身理家參考，或可廣見聞資考證。魏晉南北朝的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的興盛自有它的社會文化原因，但在文體上是承襲“小說家”，并且成為唐前“古小說”的主要部分。以實錄和短小為特征的“古小說”充其量只是中國小說的史前形態。進入唐代，問題就比較復雜了。唐代傳奇不避諱虛構，馳騁想像進行鋪敘描寫，實錄的原則放棄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標志小說文體的誕生。傳奇小說的存在，使得“古小說”發生了分化。一支緊跟著史傳走，這就是野史筆記。野史筆記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敘事文，也有說明文和論說文，內容正如明代胡應麟所歸納的有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六類，以后四類為主體的即是野史筆記；另一支在史傳和傳奇小說之間搖擺，它標榜實錄，篇幅也短小，但比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學色彩比較濃厚，這就是筆記小說。虛與實孰多孰少，對它很難作計量性判斷。歷史學寬容一點，可以把它納入自己的范疇，而小說擴大一點，也應該確認筆記小說為小說家族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