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教案
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地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沒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別人舉手我也舉手，別人講什么我也講什么，而且做得高高興興， 這不是"奴在心者"嗎？這和小說里的黃媽不同，和鳴鳳不同，她們即使覺悟不"高"，但她們有自己的是非觀念，黃媽不愿意"住渾水".鳴鳳不肯做馮樂山的小老婆。她們還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們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們并不低頭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爺的邏輯思考。她們相信命運，她們又反抗命運。她們絕不像1967 未1968 年的我。那個時候我沒有反抗的思想，一點也沒有。
我沒有提1966年。我是19 66年8 月進‘牛棚", 9 月10 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爾通才能睡幾小時。那幾個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聽見捶門聲就渾身發抖。但是我一直抱著希望：不會這樣對待我吧，對我會從寬吧；這樣對我威脅只是一種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這是真的嗎？"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這樣想：雖然我"有罪"，但幾十年的工作中多少總有一點成績吧。接著來的是12 月。這可怕的12 月！它對于我是沉重的當頭一擊，它對于蕭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進的作用。紅衛兵一批一批接連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墻入內，后來是大搖大擺地敞門進來，凡是不曾貼上封條的東西，他們隨意取用。晚上來，白天也來。夜深了，我疲勞不堪，還得低聲下氣，哀求他們早些離開，不說蕭珊挨過他們的銅頭皮帶！這種時候，這種情況，我還能有什么希望呢？從此我斷了念，來了一個急轉彎，死心塌地做起"奴隸"來。從1967 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靈上過去積累起來的東西丟得一干二凈。我張開胸膛無條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來分析說，我入了迷，中了催眠術。其實我還挖得不深。在那兩年中間我虔誠地膜拜神明的時候，我的耳邊時時都有一種仁慈的聲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來我腦子里始終保留著活命哲學。就是在入迷的時候，我還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導。在1969 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黃媽，拿她同我自己比較。她是一個真實的人，姓袁，我們叫她"袁衰"，我和三哥離開成都前幾年中間都是她照料我們。她喜歡我們，我們出川后不久，她就辭工回家，但常常來探問我們的消息，始終關心我們。1941 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經死亡。我無法打聽到她的墳在什么地方，其實我也不會到她墓前去感謝她的服務和關懷。只有在拿她比較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筆多么深切的愛。她不是奴隸，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寫的一則"隨想"中講起那兩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彥同志的分歧。我當時認為自己有大罪，贖罪之法是認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對"造反派"的訓話、勒令和決定句句照辦。西彥不服，他經常跟監督組的人爭論，他認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卻認為磨練越是痛苦，對我們的改造越有好處。今天看來我的想法實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訓話思考、卻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結論。對"造反派"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動的"作家。可是他們用了各種方法、各種手段逼迫我，也引導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這說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亂，誰也不正確。我說可笑，其實也很可悲。我自稱為知識分子，也被人當作"知識分子"看待，批斗時甘心承認自己是"精神貴族"，實際上我完全是一個"精神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