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孔雀東南飛 并序
針對焦母指責蘭芝的“無禮節”、“自專由”，以及后者自述的出生“野里”，詩篇通過對具體行動的描寫，渲染了蘭芝的聰敏、能干、美麗、善良、愛勞動、進退有節等等美好的品德，給予這個普通女子以最高的歌頌，使所有加于蘭芝的責備在讀者的眼前落了空，從而襯托焦母的頑固、專斷和虛偽。同時，作者又以生動的對話，刻畫了蘭芝和仲卿之間堅貞不渝的愛情，說明悲劇的關鍵究竟在哪里，從而坐實了通過焦母所釀成的封建禮教和門閥制度的吃人的罪惡。
劉兄，作為傳統倫理觀念的又一化身，由于等級身份的不同，他和焦母是有區別的。他是一個熱衷富貴、時刻希望往上爬的自私自利的人物。蘭芝和她哥哥之間的矛盾，還包含著封建宗法制度下另一個社會問題──女子的經濟地位問題。蘭芝和仲卿分別的時候說：“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父兄”在這里是偏義復詞，蘭芝實際上有兄無父，她回家后依靠哥哥度日。縣令遣媒被拒絕了，太守又差人說婚，這位哥哥便顯出了庸俗的攀高迎上的心理，他說：“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便口頭上應允。明朝陸時雍在《詩境總論》里對這點大肆攻擊，認為蘭芝既然誓死不嫁，為什么對她哥哥不據理力爭?這位陸先生不知道蘭芝和她哥哥之間的矛盾，主要是因為前者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只能依靠哥哥生活，“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他問到往后的日子怎么辦，明明帶著逐客的口吻，這是很傷了蘭芝的心的。所以她才“仰頭”回答:“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聽任擺布，正是痛心無地的表示。蘭芝有能力自謀生活，然而社會剝奪了她的經濟地位，使她失去獨立生存的可能。在夫家是棄婦，在娘家是寄生蟲，她被安放在這樣的位置上，終于不得不以生命來實踐自己的誓言。明知無益，即便不爭，而不爭正是最高的爭。她對封建宗法制度所加于她身上的命運提出最后的抗議。
門閥制度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是當時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的結果。《孔雀東南飛》的主題思想之所以如此鮮明，還因為詩篇通過焦仲卿劉蘭芝夫婦的婚姻問題，進一步啟示了由門閥制度而體現出來的當時社會的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矛盾。
矛盾的突出還由于作者同時又使它體現在人物的性格上。
因為是敘事詩，不但有人物，《孔雀東南飛》的作者還以白描的手法極其生動地刻畫了人物的性格。從現有的內容看來，這首長詩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經過一個時期的傳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傳唱過程中逐漸地豐富起來的，因而每一個人物身上都滲透著勞動人民的感情。這種感情不僅表現為愛憎分明，而且顯示了銖式稱。作者否定了一切應該否定的東西，也肯定了一切應該肯定的東西，然而無論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個簡單的公式，而是通過復雜的和具體的描寫，暗示人物的社會地位和個性特點，給予他(她)們以恰如其分的評價。從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論，不能不說，這是現實主義藝術創造在我國古典文學中一個杰出的范例。
試以焦仲卿劉蘭芝兩人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雖然職階卑微，但在嚴格的門閥社會里已經具有被“品”的資格，所以他母親說：“汝是大家子，仕宦于臺閣”，將來還要憑借靠山飛黃騰達。很顯然，他是籠子里長大的金絲鳥，養成了拘謹懦弱的個性，一個比較善良的白面書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爭，但描寫時卻又緊緊地扣住了他的特點──人物經歷和性格上的特點。仲卿是深愛妻子的，當他知道母親要驅逐蘭芝的時候，先是婉“啟”，繼是“跪告”，等到母親“捶床便大怒”，他就“默無聲”的退了出來，回到自己房里，對著蘭芝“哽咽不能語”,說什么“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勸蘭芝低聲下氣，暫回娘家，約定將來再去接她，但他其實只有一點幻想的期待，并無什么實際的辦法。蘭芝被逼將嫁，他聲言要獨個兒自殺，甚至還把這個計劃去告訴自己的母親;蘭芝死后，以他愛蘭芝之深，終于以身殉情，作者寫他在“庭樹下”“徘徊”了一陣，然后上吊，活活地畫出了這個怯弱書生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