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第二課時）
《先秦學術》序言
一
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認真，名家頂真。
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一點也不率真，所以多是偽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點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隱士。宗教上認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誠，他們把鬼神當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虛偽。知識上頂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誠，他們把真理當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虛無。
然而帝王專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儒家戰勝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國成了民俗游戲。帝王專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隨便的道家，因此道家戰勝了名家，客觀真理在中國成了海外奇談。
所謂真實，可分為真際與實際兩部分。中華民族是個很不認“真”而頗為務“實”的民族。名、墨兩家專注于真際，儒、道兩家專注于實際。因此墨家和名家的中道覆滅，在中國歷史一成不變的務實軌道上，幾乎是邏輯的必然。名、墨兩家的中道而絕，使真際文化成為絕響；儒、道兩家的陰陽互補，使實際文明綿延久長。中國文化對“真實”的接受程度，以道家頗為務實的率真為最后界線。在率真的限度內，一定程度的狷介放達，成了中國文化最高的審美內容。作為對令人窒息的專制文化的必要調節，作為對高度緊張的脆弱神經的適度松弛，道家式的率真狂放，有時甚至可以表現為對帝王將相的某種不恭和傲慢。但任何狂士一旦越過了這個最后界線，就會遭遇滅頂之災。
二
儒者弱智，道者狡智，墨者奇智，辯者大智。
儒者標榜仁義，貶低智慧，因為他們非常弱智。道者批判仁義，絕圣棄智，卻自稱大智若愚，然而若愚之智并非大智，只有老奸巨猾的狡智。墨者非難儒、道兩家，無私無畏地神道設教，頗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奇智。辯者跳出世俗政治的污穢樊籠，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叩響真理之門，故有空谷足音的大智。在公孫龍的超絕智力面前，所有先秦諸子的智力都顯得相當平庸。因此，當墨、辯之智成為絕響之后，中國文化從此就與真正的智慧永遠絕緣——直到西方智慧進入中國以前，只有道家的狡智和禪宗的冒牌智慧——弱智的儒家信徒無不對取代了良幣的劣幣心悅誠服。
由于真正的智慧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席，于是智力水平連普通幾何題也解不出的江湖騙子，就敢于自封智者。徐光啟服膺西方文化，是從翻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開始的；康熙皇帝敬畏西方文化，也是從解幾何題開始的。我敢斷言，凡是貶低西方文化的人，都是讀初中時解不出幾何題的人。反過來也一樣，凡是拜倒在西方文明現有成就腳下，卻對產生這些成就的原因一無所知的人，也是讀初中時解不出幾何題的人。柏拉圖學院門口之所以大書“不懂幾何者免進”，就是為了預防弱智者成為以“超級智者”唬人的江湖騙子。眾所周知，中國自古至今都盛產這樣的江湖騙子。我認為，凡是會解幾何題的人，就不會被禪宗式的江湖騙術蒙得暈頭轉向。我敢說，惠能以及所有的禪宗大師，他們的智力都不足以解幾何題。不會解幾何題并不可羞，因為他或許是個能夠打破唯理主義的邏輯思維定勢的藝術奇才（比如莊子），但藝術家不該冒充哲學家——正如不懂詩的哲學家不該冒充藝術家。
三
公元前八到二世紀，是人類現有各大文明的原始積累期，雅斯貝爾斯謂之“軸心時代”。這一時代，相當于中國歷史分期中的先秦。本書試圖描述的是，當蘇格拉底及其弟子在雅典街頭探討哲學，當釋迦牟尼及其弟子在印度荒野傳播宗教，與之同時代的杰出中國人，在街頭、在荒野——事實上更多的是在廟堂之上——說些什么？他們的言說，對后世有什么影響？他們的言說，在今天還有什么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