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教學設計
經過“滬東公社”（進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會的機構，在楊樹浦辦的一個以工人夜校為中心的服務組織）同志們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在日本內外棉紗廠做工的青年團員杏弟。和她談了幾次之后，覺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單憑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實地觀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紗廠當職員的中學時代的同學，到包身工工作車間去觀察了幾次，對她們的勞動條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帶工頭”對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們的生活情況，那是非得親自到包身工們住宿的工房去調查不可的。對現在的年輕工人來說，那種情況恐怕是難于理解也很難于相信的了。在當時，包身工住的工房，實際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嚴密的監獄。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帶工頭手下的流氓緊緊地封鎖著，他們為了防止這群“奴隸勞工”和外界接觸，任何“外頭人”是不能走進這個禁區的。在《包身工》里我說過，這些包身工是“罐裝了的勞動力”，資本家把她們密封起來，不讓她們和外面的空氣接觸。這些話一點也沒有夸張。為了突破這種封鎖，我得到杏弟的幫助，混進去過兩三次。但是在這以后，就被帶工頭雇用的“下手”們盯住了。對于這種觀察特別困難的，包身工們清早就進廠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們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間不可。當時我住在麥特赫斯德路（現泰興路），離楊樹浦很遠。這樣，為了要在早上五點鐘以前趕到楊樹浦，就得半夜三點多鐘起身走十幾里路，才能看到她們上班的情景。這樣我從三月初到五月，足足做了兩個多月的“夜工”，才比較詳細地觀察到一些她們的日常生活。由于她們受著三重四重的壓迫，遭受著無數的磨難，所以這些小姑娘是不輕易給人講話的。不僅像我們這樣的人，即使同廠做工的“外頭工人”，要同她們說話也是很困難的。杏弟是一個熱心人，她為了幫助我了解情況，曾經幾次趕上早班，混在她們隊伍里面，打算向她們探聽一些內部情況，可是，當包身工們看了一下她的服裝，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聲，有的人甚至將她看成了“包打聽”，用憎惡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見，在那種情況下，要真正聽到她們心里想說的話，要了解她們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關于她們的生活情況，根據當時我能調查到的，都已經寫在那篇報告里了。這是一篇報告文學，不是小說，所以我寫的時候力求真實，一點也沒有虛構和夸張。她們的勞動強度，她們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當時的工資制度，我都盡可能地做了實事求是的調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們看來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當時都是鐵一般的事實。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使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流氓特務這一切惡勢力的緊密結合。為了壓迫和榨取這成千上萬的孤苦無靠的包身工，日本帝國主義者、工部局、帶工頭、老板、幫口頭子、國民黨特務，以至當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結成一條統一戰線。在這個地方既沒有所謂國家主權、政府法律，更談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鎮反運動的一次訴苦大會上，我聽到過一個老年的紗廠女工說：“你們說，我們給資本家作牛馬，其實呀，連牛馬也不如，我們是蒼蠅、蚊子一樣的蟲豸。東洋老板和帶工頭打死一個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個螞蟻一樣，一點也不算稀奇�！边@是實話，一點也不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