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頓挫 委婉含蓄

沉郁頓挫 委婉含蓄

    杜甫受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思想的浸潤，一生忠君愛國，同情黎庶，是一位憂國憂民的愛國詩人，有“詩圣”、“詩史”之美譽。

    在封建社會，愛國必須忠君，忠君則是愛國。因此，“忠君愛國”是杜甫的核心思想。安史之亂爆發，他在逃難時被叛軍捉住，并被帶斷壁殘垣、滿目瘡痍的長安。昔日繁華勝景，今朝面目全非。詩人痛心疾首，一腔情愫無處訴，滿腹心事寄筆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僥幸逃脫后，他日夜兼程，趕赴鳳翔，投奔肅宗，其忠君愛國之心可見一斑。

    杜甫既忠君，也愛民。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尤其在多年饑寒的體驗中，更加深了他對人民的同情，有一種悲天憫人的赤子情懷。然而，由于時代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去否定皇帝，而且，他對皇帝始終抱有幻想，希望通過“下令減征賦，各使蒼生有環堵”，并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

    以上種種，反映在詩人的作品中，便形成了“沉郁頓挫，委婉含蓄”的藝術風格。

例一：

《兵車行》寫于公元752年，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唐王朝危機潛伏、敗象已露的社會狀況。當時，唐玄宗對內怠于政事，寵信奸人；對外開疆擴土，連年用兵，致使國力日衰，社會矛盾加劇，而他仍渾噩不覺，窮兵黷武。杜甫在詩中描述了連年征戰使百姓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大隊車馬迤邐向前，綿綿不絕，妻兒老小奔走相送，哭聲震天：送父的，唯恐子欲養而親不待；送兒的，只怕白發人送黑發人；送夫的，更擔心“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漢樂府《十五從軍征》） 。即便僥幸沒有戰死沙場，恐怕也是“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那些“去時里正與裹頭”的少年郎，還得“歸來頭白還戍邊”。詩人似乎還看到那邊廂“邊庭流血成海水”，而這里早已是“千村萬落生荊杞”，雖然“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田地荒蕪，十室九空，一派荒涼氣象。封建社會歷來重男輕女，急需壯勞力的農民家庭更是如此，然而如今“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因為“生女猶得嫁比鄰”，還能與父母常相見，而“生男埋沒隨百草”，落得個“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的結局。誰都知道戰爭是無比殘酷的：“古來白骨無人收”，即使沒有親見，也想象得出“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的凄厲慘景。在百姓心里，沖鋒陷陣，浴血奮戰，只是在為統治者打天下。他們不求驍勇剽悍、馬革裹尸的英雄，只愿親人能平安歸來，共敘天倫。嗚呼！真是天地同悲草木泣。

詩人對百姓給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當然知道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在于統治者不斷開疆擴土的野心，然而又怎能將矛頭直指君王？心中再感傷、再哀痛、再憤懣，也不能直抒胸臆，一語道破，惟有以漢喻唐，以漢武帝代唐明皇。一句“武皇開邊意未已”，寥寥幾字，盡在其中，真是含蓄得深沉，委婉得悲切。觀者心知肚明，不必再問。  

例二:

    敘事詩《石壕吏》描述了詩人“暮投石壕村”遇見“有吏夜捉人”的情景。詩人以異常平靜的語氣娓娓道來，一切似乎就在眼前，令人如臨其境，仿佛親見：“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讀者不禁要問：何以至此？且慢，“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原來，她的三個兒子隨軍出戰，其中兩個已戰死疆場。如今，“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兒子們走的走，死的死，家中只剩下老兩口、一個尚在吃奶的小孫孫，還有一個因為沒有一條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門見人的兒媳婦。——一家人已經活到這份兒上了，惡吏們還要強拉老翁去充當壯丁。老翁走了，他們就抓走老嫗，去前線給官兵們做飯。真是慘絕人寰，字字血淚，不必明言黑暗殘暴，一切自在其中。

    全詩對惡吏們的獸行沒有大聲斥責，也沒有因世道不公而仰天疾呼，只是從局外人客觀平靜的視角冷眼旁觀，以簡潔明了的白描手法，以幾近白話的通俗語言，敘述事件的經過。然而正是這看似平靜的敘述，其實是詩人強忍心中的悲憤，克制激動的頭腦，故意以低沉憂郁、含蓄委婉的手法將為政者的暴行公諸天下，讓人油然而生“苛政猛于虎”的感慨，從而具有更強的藝術感染力。這種寓主觀于客觀的敘事手法，將詩人的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具體的描寫之中，真可謂含而不露卻又入木三分。

   總之，時代造就了杜甫，也造就了詩人“沉郁頓挫，委婉含蓄”的詩歌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