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三觀賣血記（節選）》學案
前文曾經提到，在《許三觀賣血記》中，對話與重復是密不可分的，這也正是這篇小說在藝術上獲得成功的兩大秘密。它們除了帶來敘事學方面的價值之外，還有一種不可忽視的風格學上的意義。先來看一個例子：這時，許玉蘭說話了，她說：“我怎么對何小勇說呢？”她父親說：“你就去對他說，你要結婚了，新郎叫許三觀，新郎不叫何小勇”。這段對話首先體現了《許三觀賣血記》總體上的風格：簡樸。最天然的口語，最簡潔的結構，然而，這種簡單性卻有著一種令人著迷的旋律感。陳思和在該小說的總體敘事結構中，發現了一種民間音樂般的節奏感（見《關于長篇小說的歷史意義》），這顯然是很有眼力的發現。但《許三觀賣血記》中的節奏感不僅僅來自總體的敘事頻率的變化，更重要的來自其句式和句式組合的方面。如上面所引的例句，最關鍵在后一句：“新郎叫許三觀，新郎不叫何小勇。”這里，“新郎”一詞前后兩次出現，從表面上看，似乎顯得累贅，但要是刪去一個，整句話在節奏和旋律上的美感便蕩然無存，變成了一句毫無光彩的復句。從一般語法學和修辭學方面看，《許三觀賣血記》的句式幾乎可以說是拙劣的，但從詩學和風格學方面看，它的簡單和重復則是必要的，它給全篇小說帶來了一種簡樸有力的表現力和富于樂感的旋律美。正是依靠這些敘事和修辭手段，作者將這篇小說推向了一個敘事藝術的新境界。同時，“說”，“對說”，即是對話本身的客觀再現，又可將作者的敘述語言減至最少，從而使敘述者的聲音得到一種較好的隱藏，讓生活本身獲得更為客觀的呈現。在人物對話上如此，在敘述語言中也是如此，作者極力控制自我感情，哪怕人物瀕臨死亡絕境，甚或時代慘劇，作者也是不動聲色，不作褒貶、不加評論。如許三觀一家批斗許玉蘭時，文革這一極為寒心的時代慘劇卻在母子、夫妻間以一種嚴肅鄭重的方式展開，其中雖有對于荒謬時代的反諷，更含著對于善良的近乎愚昧的生命的悲憫，但作者未有半句議論評述。冷靜、理性的述使整個小說呈現出一種簡明樸素的敘述風格。在許三觀的11次賣血經歷中，前十次雖情境目的不同，但結果卻相同：賣血成功。因而最具意味的是他第11次賣血，他無需賣血卻想去賣血；想去賣血卻無法表現自己的目的，而且自己的血沒人要了，新血頭竟還污蔑地說他的血為“豬血”，這使他陷入了一種深深的價值失落之中。可以說在他前面十次賣血成功的敘述之中就已蘊含著不成功的潛在因素。“賣血”不成功在人物處境獲得好轉的情境中，卻讓人物陷入了價值倒塌與精神轟毀的悲劇性處境之中。其中不僅是悲喜交織的復雜，更是生命自身的荒謬性處境的感喟。作者在此以較大的筆墨寫了許三觀在遭到拒絕后的漫游，他的哭泣、流淚，在那城市里轉了一圈又一圈，并借許玉蘭之口對他先前賣血的經歷進行了總結，可以說這種與先前成功賣血，以實現自己的價值的經驗截然相反的拒絕與情境，不僅是許三觀在情感、價值上難以接受，而且是存在方式上的一種否定。這樣，先前賣血成功的同一性又在這種異在性情境中得到了全新激活，先前成功的事件在重復中一再推進，而此處陡然轉折，不僅讓“賣血”失落反襯出“賣血”苦難的沉重，也讓讀者期待視野變換，更讓主題在此處得到更為深入的表現。因“賣血”將人的生存置于一種“絕境”的方式之中，人物近乎荒唐可笑的行為折射的是生存的莫大悲哀。可以說前十次賣血猶如一個旋律，間隔式地響起，而在小說結尾處陡起變局，推向高潮，既將前十次經歷高密度地再現，更將旋律推向另一個境界，又忽地戛然而止，可以說此種結尾真是“畫龍點睛”之筆，給人以無盡聯想，回味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