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三觀賣血記（節選）》學案
三、閱讀指導對歷史重大事件，作者很少直接進行描述，即使正面切入，著墨也極少，采取的也是大跨度式的推進：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大煉鋼、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全都一筆帶過，而將歷史影響具體體現在個體的生存之中。“傷痕文學”在表現歷史重大事件之時往往也是如此，但是傷痕文學重在政治意識形態層次，而余華卻重在個體最為基本的生存狀態。大躍進時，第18章將歷史簡概，第19章卻具體寫出歷史給許三觀一家帶來的饑餓與苦難。余華極其冷靜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摒除進入人物內在心理的企圖，只是客觀地再現人物的表現，從最為外在的視角讓一家人在許三觀生日的那天，面對一張空桌大談紅燒肉、炒豬肝、清燉鯽魚。最為值得注意的是紅燒肉的細節描寫，肥瘦取材，煮晾炸燉的程序，講者繪聲繪色，聽者口水直流……將這一家人虔誠認真的“畫餅充饑”與時代的貧困與饑餓對接，讓我們不能不感到靈魂的顫栗！生活最為起碼的物質需求的匱乏，帶來的是對于“生存”最為強烈的渴望。面對人的基本需求的缺失，善良的人們只是在想象中進行著自我的美餐，沒有詛咒，沒有哭訴。在兩者對比中，卻生發出一種動人心魄的張力，歷史荒謬的本質也就昭然若揭。可以說，“歷史”是以“苦難”和“生存”的形式進入許三觀的日常生活中的，但他卻以一種近乎愚昧、麻木的方式承擔與忍受著。無論如何貧困，他都憑堅韌的意志讓生活維持下去，即使以“賣血”作為最后的選擇，依然無怨無悔。先鋒小說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對人物的對話和語言進行最大限度的實驗。在《許三觀賣血記》中，人物的對話和語言不僅是為了交代時代背景和生活情境，而且也成為結構轉換的主要載體。如第十八章許三觀對許玉蘭所說便交代了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以人物對話的方式，直接地將歷史時代與個人命運進行聯系。第19章中寫一家人面對空桌大談吃肉的對話，將饑餓的情境表現得至為感人。從第18章的許三觀對許玉蘭說，到第25章的許三觀對許玉蘭說，便將事故從大躍進時代推進到了文革時期，簡單卻又巧妙地實施了結構的轉換。在這篇小說中，“對話”與“重復”是密切相關的，或者說，它的“重復”，是一連串“對話”的“重復”；而它的“對話”，又是不斷“重復”的“對話”。這兩個方面不能脫離開來談。很明顯，在《許三觀賣血記》中，其敘事基本上是依靠“對話”來推動的。這一特點，是該作品區別于《活著》以及余華的其它作品的根本標志之一。無論這些作品的主題是如何的接近，敘事方式上的根本差異足以使我們將它們區別對待。許玉蘭說：“許三觀，我正在洗床單，這床單太大了，你幫我揪一把水。”許三觀說：“不行，我正躺在藤榻里，我的身體才剛剛舒服起來，我要是一動就不舒服啦。”許玉蘭說：“許三觀，你來幫我搬一下這只箱子，我一個人搬不動它。”許三觀說：“不行，我正躺在藤榻里享受呢……”許玉蘭說：“許三觀，吃飯啦。”許三觀說：“你把飯給我端過來，我就坐在藤榻里吃。”在這里，事件是通過對話來陳述的，內心活動也是通過對話來呈現的，甚至人物的特征、性格和行為也都依靠對話來提供。對話成了敘事本身，由對話所推動的敘事行為，在這篇小說中遠遠大于事件和主題。《許三觀賣血記》中的“對話敘事”的另一個重要性乃在于：由于整個敘事由人物對話來展開，作者和敘述者讓位給人物，敘述主體消失在人物的背后，人物成了小說真正的主人公，不僅僅是敘述的對象，而且是敘述的主體。這樣，也就避免了作者過于強大的主觀權力對敘事的客觀性的干擾。主體在追求“客觀化”的路途中，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客體（人物和敘事）的解放，這一直是小說藝術的最高理想，它在藝術的層面上體現了藝術家的殉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