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念劉和珍君》教案
這樣理解魯迅的意思，根據有三。
1.這樣理解完全符合歷史事實。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結隊前往執政府請愿，其目的與反政府顯然無關，而是為了反對日本等帝國主義者侵犯中國主權的行徑。可是，請愿群眾卻在執政府門前遭到段祺瑞政府的殘酷屠殺。可見，段棋瑞政府的這一行動滿足的是日本等帝國主義者的意愿，也就是說，“三一八”慘案的制造是“中國軍人”的行動，更是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意志，所以“三一八”慘案在實質上便成為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封建軍閥互相勾結的結果。
2.這樣理解有魯迅的另一篇文章作旁證。就在魯迅寫下《記念劉和珍君》之后的第五天，他又寫了《如此“討赤”》的雜文。在這篇文章里有這樣一段話： “京津間許多次大小戰爭，戰死了不知多少人，為‘討赤’也；執政府前開排槍，打死請愿者四十七，傷百余，通緝‘率領暴徒’之徐謙等人五，為‘討赤’也。”（按：京津間的戰爭指1926年春夏間，受日本帝國主義指使的奉軍同馮玉祥國民軍在京津間的戰爭。當時奉軍稱自己對國民軍的進攻為“討赤”）在這段話中，魯迅通過奉軍和段祺瑞政府兩方同稱“討赤”這一共性，將代表日本帝國主義意志的奉軍的行為和動機同段祺瑞執政府3月18日的行為和動機聯系起來，從而揭示了“三一八”慘案中，帝國主義與段祺瑞政府的合謀性質。
3.這樣理解于上下文意不僅可通，而且十分綿密。本文開篇所引《記念劉和珍君》中的那段話，如果依照這樣來理解的話，嘆號以上的長句言“三一八”慘案中的被害者，嘆號以下的句子說“三一八”慘案中的劊子手，它們構成一個具體場面中的正反對比內容，一方面贊揚了被害者臨危不懼，互相救助的偉大，一方面痛斥了劊子手屠殺赤手女子的卑鄙渺小。其文思清晰謹嚴，其語意勾連有致。
那么，在《記念劉和珍君》里，魯迅為什么要采用互文見義的形式來表述“三一八”慘案中的劊子手呢？我們知道，互文的特點是形分義合，即它看似兩個相對獨立的詞組或句子，但理解和解釋時，又必須將兩者參互成文，合而見義，否則便難以理解。在“三一八”慘案中，外國帝國主義者與段祺瑞政府之間的關系也恰如這形分義合的互文。從表面上看來，段祺瑞政府與帝國主義者之間似乎沒有連襠瓜葛，段祺瑞政府也正是這樣為自己辯解的。但是，從實質上看，如果不將段祺瑞政府的屠殺同外國帝國主義者聯系起來，如果不把“三一八”慘案作為“中國軍人”和“八國聯軍”互相勾結合謀的結果來認識，那么慘案的發生也就難以理解了。或許正由于此吧，魯迅才選用了互文的形式。互文在這里不僅收到了語隱識真、言簡意豐之效，而且形神妙合，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最巧妙的統一。
（黃忠順《〈記念劉和珍君〉一處疑難問題之我見》，載《中學語文教學》1987年10期）
三、陶潛的四句詩
文中所引的四句詩是陶潛《挽歌》三首中第三首的最后四句，茲錄第三首如下：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峣。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這是詩人在死前兩個月，即元嘉四年（427）秋九月為自己寫的挽歌。全詩共18句，可分為五個層次。除最后兩句單獨為一層外，其余每四句為一層。前四層分別描寫了死亡、出殯的季節、時間，墳地環境、氣氛，下葬及與世人永別，安葬后送葬人回家及他們的哀傷。最后兩句總結全詩，表達了對死的看法。詩按事件發展的先后順序寫出死后安葬的全過程，從中可見詩人面對死亡無憂無懼、處之泰然的人生態度，并無凄涼、黯淡的情調，與一般挽歌哀傷的情調截然不同。這一方面是因為“挽”的是自己，而不是親族、朋友；另一方面是因為詩人要表達對死的看法，“挽”，僅僅是詩人抒發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種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