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念劉和珍君》教案
這回死者的遺給后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斗者以別種方法的戰斗。
再者，魯迅先生雖不以請愿為然，但對于請愿群眾是始終同情和支持的，看同一文（《空談》）中下面這兩段話就最明白：
請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并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愿，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么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么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么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這不僅說明魯迅先生完全以最鮮明的態度站在群眾的方面，而且像這些話以及當時發表的好幾篇文章，這樣及時地、最尖銳地揭露了人民敵人（包括反動文人如陳源等，他們誣蔑群眾去送死，又誣蔑群眾領導者，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的兇毒和陰險，對于當時群眾的斗爭是最必要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文藝學習》1954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