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們
二、分析文章主題
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作家大概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思想型的作家，對現實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有哲學和歷史的背景，思想尖銳、往往超前，如魯迅。另一種是文化型的作家，如老舍，他能夠用自己一生來表現一個社會，一個人間世態。老舍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表現北京市民社會，表現出一副獨特的圖畫，世態能聽到，人物能看到，人的生活樣式可以觸摸到。文化型的偉大的小說家，一要表現世態，二要豐厚，不能薄薄的，一看就明白了。表現世態與豐厚要使讀者創造性的閱讀，創造性的闡釋有種無限的可能。
北京的市民社會是順古代的市民社會接下來的（上海算是跳接，因為它把外國的市民社會移植過來以后，和中國的文化發生關系，或撞擊或變形）。因為明代、清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已經形成很大了，一位美國城市專家甚至說，在18XX年以前，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總之，北京的市民社會從封建社會過渡過來，早已有之，而老舍作為北京作家，關注市民文化，他關注的，覺得親切的，自然是這種帶有強烈傳統文化氣息的市民文化。
北京原本做首都，是皇宮所在，有皇家之氣，這個城市里的市民應該比較傳統、大氣；可是后來北京淪為廢都，老派市民遺留了下來，精華糟粕并存，形成了北京市民階層的特點。但是到20世紀，市民現代化進程開始，新老混雜，古老的思想新式的派頭混雜，就有了撞擊。老舍從小生活在大雜院，習慣看老派市民（咂摸其滋味，抨擊其缺點，都駕輕就熟），新派市民看得少，他也看不慣；而他傾盡畢生的力量，著力于表現中下層市民的生活——他站在一定高度，觀照、批判這個新老并存、時有錯位的市民社會，對它寄托自己的理想。
關于新老市民，大家稍微看過老舍作品就知道，老舍的作品多是反映老派市民，新的比較少。反映老派的通常呈現不好的一面，如明先生夫婦家庭內部的不平等，先生保守、自傲，太太多心、多疑，這些都是傳統中國市民身上的劣根性體現，對此老舍不吝惜筆墨，大力諷刺；新派市民身上很多特點也是很可笑的，例如楊先生的天真幼稚，還有他無力報仇時只得用語言泄憤，充當“行動的矮子”，這也是精神虛弱的體現，也遭到了老舍善意的嘲笑。老派和新派市民面對現代社會所顯示的精神弱點，也就是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所在。國民性是什么？培養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要有很高的素質，國民性本來應當是說成為一個理想的國民應當什么樣，但在民族文化自我反省的年代，老舍這樣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不得不剖析國民性中的毛病，民族的劣根性，以期找到和世界優秀公民間的差距，尋找改善的良方。
例如借《離婚》，老舍想告訴我們，在北京這個市民社會里，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妥協敷衍，能混一天過一天，這是一個老得要掉牙的市民社會，他要批判它。《二馬》里的老馬先生是個老派市民，雖然從北京到了英國，但還是特別講面子，特別講虛禮：什么都得有禮，這個送那個送，人家有條狗也送；送了一大氣禮，別人就回他一張片子。他還輕視經商，有強烈的官本位思想。《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北京城都被日本人占領了，他想的是：“我的八十歲大壽別給攪和了。”《正紅旗下》那些旗人，都已經破產了，過小年背了一屁股債，家里空蕩蕩什么都沒有，照樣借錢去買炮仗來放，鳥養得好，風箏做得好，玩兒的東西都特別精明，放炮仗都放出花來了。包括《鄰居們》，楊先生一家是知識分子，明先生一家是洋買辦，知識分子被欺負，被小孩兒欺負，欺負到很過分了，但知識分子還能忍著——老舍想以此說明這個市民社會就是靠忍，妥協，敷衍維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