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父子情

舒乙
“慈母”這個詞講得通，對“慈父”這個詞我老覺著別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國男人不大能和這個詞掛上鉤，他們大都嚴厲有余而慈愛不足。我的父親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種嚴厲得令孩子見而生畏的人，所以是個復雜的父親。
我不知道，一個人的記憶力最早是幾歲產生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個記憶是一歲多有的。那是在青島，門外來了個老道，什么也不要，只問有小孩沒有。于是，父親把我抱出去。看見了我，老道說到十四號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紅線，就可以消災避難。我被老道的樣子嚇得哇哇大哭，由此便產生了我的第一個不可磨滅的記憶。使我遺憾終身的是，在我的第一個記憶里，竟沒有父親的形象，我記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鐵門。
我童年時代的記憶中第一次真正出現父親，是在我兩歲的時候，在濟南齊魯大學常柏路的房子里。不過，說起來有點地氣，這次記憶中的父親正在撒尿。母親帶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親走了進來，做示范，母親說：“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們倆一樣！”于是，我第一次看見了父親，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樣。
在我兩歲零三個月的時候，父親離開濟南南下武漢，加人到抗戰洪流中。再見到父親時，我已經八歲。一見面，我覺得父親很蒼老。他剛割完盲腸，腰直不起來，站在那里兩只手一齊壓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聲“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頭，叫我“小乙”。對他，對我，爺兒倆彼此都是陌生的。他當時嚴重貧血，整天抱怨頭昏，但還是天天不離書桌，寫《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慶去，最高興的時候是朋友們來北暗①看望他。
只有這個時候他的話才多，變得非常健談，而且往往是一張嘴就是一串笑話，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漸漸地，我把聽他說話當成了一種最有吸引力的事，總是靜靜地在一邊旁聽，還免不了跟著傻笑。”父親從不趕我走，還常常指著我不無親切地叫我“傻小子”。他對孩子們的功課和成績是無興趣，H次也沒問過，也沒輔導過，采取了一種絕對超然①的放任自流態度。他表示贊同的，在我當時看來，幾乎都是和玩有關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賞我對書畫有興趣，對唱歌有興趣，對參加學生會的社會活動有興趣。他很愛帶我去訪朋友，坐茶館，上澡堂子。走在路上，總是他拄著手杖在前面.我緊緊地跟在后面，他從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說話。我個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見的總是他的腿和腳，還有那雙磨歪了后跟的舊皮鞋。就這樣，跟著他的腳印，我走了兩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國。現在，一閉眼，我還能看見那雙歪歪的鞋跟。我愿。跟著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擔心，不必說話，不必思索，卻能知道整個世界。
再見到父親時，我已經是十五歲的少年了，是個初三學生。他給我從美國帶回來的禮物是一盒礦石標本，里面有二十多塊可愛的小石頭，閃著各種異樣的光彩，每一塊都有學名②，還有簡單的說明。
我奇怪地發現，此時此刻的父親已經把我當成了一個獨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大人對大人的平等態度。他見到我，不再叫“小乙”，而是稱呼“舒乙”，而且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樣。他的手很軟，很秀氣，手掌很紅，握著他伸過來的手，我的心充滿了驚奇，頓時感到自己長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
了。高中畢業后，我通過了留學蘇聯的考試，父親很高興。五年里，他三次到蘇聯去開會，都專程到列寧格勒去看我。他沒有給我寫過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對朋友們說：兒子是學理工的，學的是由木頭里煉酒精①！
雖然父親誠心誠意地把我當成大人和朋友對待，還常常和我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我反而常常強烈地感覺到，在他的內心里我還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東北出差，臨行前向他告別，他很關奶地問車票帶了嗎，我說帶好了，他說：“拿給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車票，他才放心了。接著又問：“你帶了幾根皮帶？”我說：“一根。”他說：“不成，要兩根！”干嘛要兩根？他說：“萬一那根斷了呢，非抓瞎不可！來，把我這根也拿上。”父親的這兩個問題，讓我笑了一路。
對我的戀愛婚事，父親同樣采取了超然的態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選擇。他送給我們一幅親筆寫的大條幅，紅紙上八個大字“勤儉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
這是繼礦石標本之后他送給我的第二份禮物，以后，一直掛在我的床前。可惜，后來紅衛兵把它撕成兩半，扔在地下亂踩，等他們走后，我從地上將它們揀起藏好，保存至今，雖然殘破不堪，卻是我的最珍貴的寶貝。
直到前幾年，我才從他的文章中發現，父親對孩子教育竟有許多獨特的見解，生前他并沒有對我們直接說過，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終于懂得了他的愛的價值。
父親死后，我一個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過了一個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臉，拉了他的手,把淚灑在他滿是傷痕的身上，我把人間的一點熱氣當作愛回報給他。
我很悲傷，我也很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