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評價荊軻其人？
由此出發，撇開學術上的對“歷史學”分類不談，筆者認為歷史學其實還可以分成民間的歷史學與學院的歷史學兩種，區別往往在于前者側重于從道德的角度去評價和分析，而后者往往側重于從歷史的角度去分析和做出判斷。在學院的歷史與民間的歷史的較量上，學院式的歷史往往“勢力范圍”很小，再加上現在的歷史劇（尤其是戲說的歷史劇的泛濫）盛行，學院式的歷史就顯得更加軟弱。我們的語文教科書和語文課堂教學，對荊軻的態度，很明顯持的是同情和贊揚的態度，無疑又是民間史學的反映。不管是否受到語文課堂教學的影響，學生對荊軻刺秦的態度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正是我們歷史教育所要正視的艱巨問題。
問題在于，學院式的歷史評價在這一點上往往與語文課堂教學的荊軻刺秦發生摩擦。如何綜合不同學科的分析方法，實事求是評價荊軻及他的“刺秦”行為，當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目前的課程改革基本上表現為學科課程的“單兵作戰”，加上我們的課程改革專家對不同學科課程本身所蘊涵的可能發生矛盾和沖突的價值觀部分關注不夠，于是這樣一個綜合性強的研究課題一直被“束之高閣”。
讓人欽佩的是，唐朝著名詩人柳宗元的觀點給人的是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他果斷指出，在策略和手段上荊軻乃是一個并不高明的刺客，還明確指出這種個人恐怖行為乃是一種“短計”，是目光短淺的表現，毫無可取之處；為了收買殺手，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代價雖然不是燕子丹所要考慮的，但是能否換回理想的結果，燕子丹似乎考慮的很少。
筆者認為，柳宗元這樣說是有充足的根據的，按照《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的記載，燕太子丹為收買荊軻花費的本錢非常大，而終于以失敗告終。所以柳宗元對荊軻的“刺秦”行為的評價：“勇且愚”是很有分量的。
但是荊軻決不是一個我們所想象的普通簡單的“恐怖主義分子”，更不是一個寄人籬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記?刺客列傳》，似乎很難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確為一個殺手，但是卻與聶政這樣目不識丁只憑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特別“好讀書擊劍”，稱其為知識分子也不無道理。于是在那個分裂割據戰爭迭起的年代，荊軻的出現，實為罕見和奇缺，遺憾的是能文能武的荊軻未能實現自己的目標，人們就更對其懷有無限的同情和哀憐。
從司馬遷為荊軻立傳以后，歷代的文人騷客無不抒發類似“詠荊軻”的詩歌。以表示對中國歷史上這位著名俠客的景仰之情。遺憾的是像柳宗元這樣大膽果斷，不落窠臼地否定荊軻的詩歌還是很少。常見的總是肯定荊軻義無返顧的“刺秦”壯舉，借以表達詩人對秦王朝暴政的抗議，陶淵明的《詠荊軻》就是其中很有代表的一首。詩人可以只管表達自己的某一意圖：借對古代人物的熱烈歌頌或深摯同情，抒發自己的滿腔悲憤，寄托自己堅強不屈的意志。于是突出歷史上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那是文人騷客的職業權利，可是在我看來，這并不屬于對歷史的解讀，而是僅局限在文學層面上的解讀。這種推理是有歷史根據的：陶淵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的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父親均作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將軍桓溫的長史，但到陶淵明出生時，家道已衰落。但是，他所生活的東晉時代，舉賢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權貴，門閥制度極其腐敗，使他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負。另外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必須注意：荊軻刺秦在前，秦始皇的暴政在后，我們不能因為憎恨秦始皇的暴政，就懷著“復仇”的心理而肯定荊軻刺秦的合理性以及正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