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備課資料)
●備課資料一、課文補注
1.“古”的時間
“古”是文中樹起的一面鑒古以戒今的旗幟。舉凡“古之學者”“古之圣人”“能行古道”之所謂“古”者，究竟指何歷史時期，須從“今”說起。本文為李蟠而作。由李蟠是唐德宗貞元十九年進士，推知本文當在前幾年即作者年約35歲時所寫。按文中例舉的孔子和“六藝經傳”，都是“古”之影響最大者：孔子，春秋時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六藝”，非指奴隸主階級教育子弟的禮、樂、射、御、書、數六種技藝，乃指《詩》《書》《易》《禮》《樂》《春秋》六部儒家經典，因其后連用了“經傳”。僅《春秋》一經就有三傳分行：春秋時魯國史官左丘明的《左氏傳》，戰國時齊人公羊高的《公羊傳》，魯人谷梁赤的《谷梁傳》。另按《師說》系作者體現古文理論的代表作之一，自以反對六朝以來的浮艷文風，提倡先秦兩漢文章傳統為創作宗旨。再按作者倡導古文運動時自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稱“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進學解》)，至此，文中“古”所指時間昭然若揭：先秦兩漢。
2.“師”的形式
文中為論證“學必有師”的論點，在確定“能者為師”的前提下，先后列舉“師”的三種形式。
（1）問經式。17歲的李蟠“好古文”，向韓愈請教“六藝經傳”。聯系前文對所擇“童子之師”愚妄做法的否定，便不難斷認這是本文從師的主證形式。
（2）學藝式。“巫、醫、樂師、百工”各具專門技藝。只有師傅弟子“不恥相師”，取長補短，才能使技藝精益求精，漸臻佳境，有所發明創造。這是本文從師的旁證形式之一。
（3）交游式
文引《論語•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話，就隱含交游“擇善而從”之意。事參作者自敘：“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與崔群書》)。這是本文從師的旁證形式之二。
3.“君子”的所指
古籍中所謂“君子”，西周、春秋時指貴族、做官的人，如《書•無逸》言“君子所其無逸”，孔穎達疏引鄭玄曰“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春秋末年以后，漸指有道德和才能的人，如《荀子•勸學》所引“君子曰：學不可以已”。而本文中所提“君子”，顯然不屬后者，連同前文“士大夫之族”“眾人”(不含“巫、醫、樂師、百工”)者流，原不過是“恥于從師”的不同稱呼而已，均指“世祿之家”——世代相承的官僚地主。
4.“圣人”的涵義
文中兩處出現“圣人”的字眼。第一處和“眾人”對文的“圣人”，泛指古代統治階級所推崇的品德高尚、智慧高超的人，包括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源于作者在《原道》中特創的圣人傳道的歷史“道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作者對這個道統中的“圣人”訓為“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圣一也”。第二處“圣人無常師”的“圣人”，專指下文用作例證的孔子，乃儒家定于一尊以后的特稱。
(節選自《〈師說〉授課突破法》，楊伯威，《中學語文教學參考》XX年4期)
二、課文析讀
復興儒學，闡發“道”義
連清霖
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使盛唐時代強大繁榮、昂揚闊大的氣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鎮割據、佛老蕃滋、宦官專權、民貧政亂以及吏治日壞、士風浮薄等一系列問題，整個社會已處于一種表面穩定實則動蕩不安的危險狀態。面對嚴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慨然奮起，思欲變革，以期王朝中興。與強烈的中興愿望相伴而來的，是復興儒學的思潮。韓愈、柳宗元將復興儒學思潮推向高峰。韓愈最突出的主張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統，越過西漢以后的經學而復歸孔、孟。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自居，聲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當然，韓愈弘揚儒家道統的基本著眼點在于“適于時，救其弊”（《進士策問》其二），解救現實危難。在韓愈看來，當時最大的現實危難是藩鎮割據和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面的佛老蕃滋。圍繞這一核心，韓愈撰寫了以“原道”為代表的大量政治論文，明君臣之義，嚴華夷之防，對藩鎮尤其是佛老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