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五言詩的起源
現存有主名的東漢文人五言寺，數量雖然不多，但大體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詩的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下面是第一范文網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第一節(jié) 五言詩的起源
五言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詩歌形式一樣，都是從民間產生的。五言詩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一個長期的發(fā)展過程。遠在四言詩盛行時代，五言詩即已萌芽。例如《詩經》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這不過是四言詩中偶然雜有一些五言詩句而已，當然不能算五言詩。到了春秋末期，楚國民歌出現了《孺子歌》那樣的形式(《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現秦始皇時的《長城歌》的形式，雖然都是連句用韻，韻密而調促，而前者還帶有語助詞，但已經是獨立成篇的五言詩雛形。及至西漢，五言的歌謠諺語越來越多，其中如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漢書?五行志》)這種隔句用韻的形式，音節(jié)比較舒緩協調，是五言歌謠形式的進一步發(fā)展。自漢武帝以后，這種形式的五言歌謠，大量地被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它們有不少的新穎故事，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逐漸吸引文人們的注意和愛好。他們在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試行模仿起來，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詩。這便是五言詩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適應于新的內容的。漢初的四言詩本是繼承《詩經》三百篇的形式，后來四言詩不能表達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舊形式，采用民歌的新形式來代替它。所以東漢初年便出現了文人創(chuàng)作的五言詩。東漢末年，由于社會的大動蕩，一些接近民間的文士憂生念亂，愈來愈感覺四言的舊形式不能適應，文人創(chuàng)作的五言詩就大量產生，而且藝術技巧日益成熟。鐘嶸在《詩品序》里說過，四言寺“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因為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具體地說，五言句所包含的詞和音節(jié)可以比四言句多，運用起來伸縮性也較大，所以在表達上確實更靈活更方便些。明白這一點，不僅可以了解五言詩所以興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為作家所樂用的五言詩為什么發(fā)達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相傳為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人的五言詩都不可信，這只是前人的傳聞。《玉臺新詠》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題為枚乘所作，是沒有根據的。所以鐘嶸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品序》)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從五言詩發(fā)展的趨勢看來，枚乘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優(yōu)美的文人五言詩。《文選》又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中抒寫朋友夫妻離別之情，行役戰(zhàn)場之苦，與蘇李贈別的事無關;詩中所寫“江漢”、“河梁”、“山海”、“中州”等語，更與蘇李二人當日的情事和行蹤不合。顯然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眾多的無名氏古詩的一部分，被訛傳為蘇李的作品。至于其他諸書所載的蘇李詩，那就更不必說了。此外《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認為漢武帝太初以前的詩，實是出于誤解(詳后)。《文選》又把樂府古辭的《怨歌行》題為班婕妤作，也有問題。而古樂府《白頭吟》的“皚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所以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馀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龍?明詩》可見齊梁時人已經不相信西漢時有文人五言詩了。)
第二節(jié) 東漢文人的五言詩
從文獻記載看，東漢時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寫的一首《詠史》詩，內容是詠緹縈救父，漢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陽獄中所作。雖“有感嘆之詞”，但“質木無文”，缺乏形象性。這說明文人初學五言新體詩，技巧還很不熟練。其后張衡作《同聲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語氣，可能有所寄托。這首詩感情真摯，詞采綺麗，表達技巧已有一定的進步。如“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為羅衾幬，在上衛(wèi)風霜”數句，頗有樂府民歌情調，后來陶淵明《閑情賦》中“愿在衣而為領”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啟發(fā)。東漢末，桓、靈之際，五言詩作者有秦嘉、蔡邕、酈炎、趙壹、辛延年、宋子侯等。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詩，又作《留郡贈婦詩》三首五言詩，說明詩人已不滿于四言的舊形式，而在試探五言新體詩的創(chuàng)作。《贈婦詩》敘述作者秦役離家，不得與其妻面別的惆悵情緒，如云：“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猶來如尋環(huán)，匪席不可卷。”又云：“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云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轂。”以整齊排偶的語言，寫真摯深厚的感情，樸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學習五言寺的技巧已漸趨熟練。蔡邕的《翠鳥》以鳥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脫世網的心情。酈炎的《見志詩》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邁絕塵的雄心壯志和賢材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別是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篇末二詩，揭露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黑暗，充滿憤激情緒，其第一首有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使人聯想到李白的詩句：“萬言不值一杯水!”正是封建文人生不逢時的共同命運。
東漢的文人五言詩之所以日趨成熟，是和學習樂府民歌分不開的。上述幾首詩，無論語言風格、比興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樂府民歌的影響。但其影響最顯著、藝術成就最出色的則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嬌饒》二篇。前者寫胡姬的抗拒豪強，后者假設桃李和采桑女子互相問答，感嘆盛年一去，即遭捐棄的不幸命運。風格逼近樂府民歌。不但表現技巧純熟，而且深得樂府民歌的精神。現錄《羽林郎》一篇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馀。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人和愛后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渝。多謝多吾子，私愛徒區(qū)區(qū)。
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樂府民歌的下層文人。《羽林郎》是樂府中的“雜曲歌辭”。它反映漢末官僚貴族、豪強惡霸對人民橫加欺壓的不法行為，故事情節(jié)頗與《陌上桑》相似。詩中極力描寫胡姬服飾的豪華，有模擬《陌上桑》跡象。胡姬拒絕金吾子的調戲和引誘，顯示了她的堅貞不屈的品格，這也和羅敷一樣，都是民間女性中的光輝形象。詩中的故事、對話、結構和夸張的描寫方法都具有樂府民歌的特色。
此外，東漢末年還有數量不少的無名氏“古詩”，其中一部分代表了那時文人五言詩的最高藝術成就，也標志著東漢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新階段。
第三節(jié) 古詩十九首及其他
前面提到的無名氏“古詩”，可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古詩十九首》載于《文選》，因為作者姓名失傳，時代不能確定，故《文選》的編者題為“古詩”。關于《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歷來有許多推測，或謂枚乘、傅毅，固不可靠;即曹植、王餐也是揣度之辭。因為從詩歌發(fā)展上看，不但枚乘，即與班固同時，才名又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對五言詩取得這樣的成就。至漢末建安中，洛陽被董卓焚毀，早已化為灰燼。曹植《送應氏》詩就描寫過它的蕭條景象。而《十九首》的詩人眼中的洛陽還是兩宮雙闕、王侯第宅尚巍然無恙，冠帶往來游宴如故。何況洛陽未遭破壞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世。后人又有據“明月皎夜光”的“玉衡指孟冬”一句斷定這首詩為漢武帝太初改歷以前的作品。其實這是誤解。這里的孟冬不是指季節(jié)月份，而是斗星所指的時刻，不能作為西漢時已有五言詩之證。據我們看，這些古詩雖不是一人所作，但風格內容大體相同。其產生的時代，先后距離必不甚遠。再從文人五言寺的興起和發(fā)展以及有關歷史事實綜合考察，估計《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大概不出于東漢后期數十年之間，即至早當在順帝末年，至晚亦在獻帝以前(約公元140-190)。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既非一人，所以它們反映的思想內容是很復雜的。大體說來，其中有寫熱中仕宦的，如“今日良宴會”、“西北有高樓”、“回車駕言邁”三首。有寫游子思歸的，如“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及“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八首。有寫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如“青青陵上柏”、“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四首。有寫朋友交情的涼薄的，如“明月皎夜光”一首。此外還有主題不明確的，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樹”二首，可能是指夫婦，也可能是指朋友。“冉冉孤生竹”一首，表面上是思婦之詞，也可能別有寄托。“迢迢牽牛星”一首，表面上是詠物的詩，實際上也是借牛女雙星比男女離別之情。《古詩十九首》的思想感情雖然復雜，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對人生易逝、節(jié)序如流的感傷，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憂慮。如“今日良宴會”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回車駕言邁”云：“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青青陵上柏”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生年不滿百”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所有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當社會大動亂的前夕，對于現實生活和內心要求的矛盾、苦悶的反映。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通過閨人怨別、游子懷鄉(xiāng)、游宦無成、追求享樂等等內容的描寫，表現了濃厚的感傷情緒。他們和樂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屬于中小地主階級的文人，為了尋求出路，不得不遠離鄉(xiāng)里，奔走權門，或游京師，或謁州郡，以博一官半職。這些人就是詩中所謂“游子”和蕩子”。他們長期出外，家屬不能同往，彼此之間就不能沒有傷離怨別的情緒。這對思婦來說，就會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的嘆息;對游子自己來說，就會發(fā)生”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和“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的感慨。前面提到秦嘉的《留郡贈婦詩》，正好說明這種情況。徐干(中論?譴交)篇敘述漢末游宦風氣之盛以及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下及小司，莫不以接待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送往迎來，亭傳常滿”。于是士人“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桓靈之世，其甚者也”。最后他對這一社會病態(tài)提出批評道：“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于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思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非仁人之情也。”由此可見，那時候為什么“游子”、“蕩子”會這樣多;《古詩十九首》中所流露的游子思婦的感傷，正是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真實的反映;其中濃厚的消極情緒更是封建統治階級走向沒落時期的反映。至于那些“游子”和“蕩子”或出身于太學，或起家于征辟，大都是有較好的文學素養(yǎng)之士。其中有遇時不遇時，有得意不得意，失意的人羨慕得意的人。當他們游宦四方，想著策高足，據要津，卻得不到幫助時，就不免憤憤不平地慨嘆：“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失意者的牢騷就是這樣來的。試看那時陳重、雷義互相推薦的友誼被人稱為比膠漆還堅固，就可以了解詩人的心情了。他們既然落拓失意，自然容易感到寂寞、苦悶，所以一當聽到動人的“慷慨有馀哀”的清商曲調隨風傳出樓外時，不禁觸物興感，自然而然地沉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而由此出發(fā)的消極情緒也會油然而生，于是“人生非金石”、“人生忽如寄”、“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等等想法都來了。加以東漢末年已是大亂將臨的時候，到處農民起義，嚴重地威脅著剝削階級的每一個人。在此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環(huán)境中，那些感到人生短促、沒有出路的游子，眼前看到京洛等地的繁華，又不禁發(fā)生一連串的縱情享樂思想：“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甚至秉燭夜游的想法也都一齊來了。這就是《古詩十九首》的全部思想內容，也就是東漢末年現實生活的一個側面鏡頭。它們的思想價值雖不高，卻也有一定的歷史認識意義。
《古詩十九首》的藝術成就是很突出的，在我國早期的五言抒情詩中，這樣優(yōu)秀的作品也是比較少見的。因此，自魏晉以來一直受到作家們的重視，歷來批評家對它的評價都極高，甚至有過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古詩十九首》所以能取得這樣卓越的藝術成就，主要是作者從學習樂府民歌的基礎上汲取營養(yǎng)的結果。由于作者都是中下層文人，沒有能夠接受民歌的戰(zhàn)斗精神，只在藝術方面接受了它的影響。他們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在某些表現方法上，同時也接受了《詩經》、《楚辭》的優(yōu)良傳統，因而造成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我國文學史上早期抒情詩的典范。
《古詩十九首》的主要藝術特色是長于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來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結合，達到天衣無縫、水乳交融的境界。例如“迢迢牽牛星”一首：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作者通過假想的牛女形象的描繪，抒寫男女離別之情，通篇全是寫景，而情在其中。這關鍵就在“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及“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等句。因為這幾句仍然是扣緊織女的形象和現實的景物來描寫的，所以讀者只覺得是泛泛寫景，而織女的離愁卻輕輕地點了出來。這首詩雖從《詩經?大東》化出，而寫天上無情的雙星，居然像人間綢繆的夫婦，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又如“明月何皎皎”一首：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傍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這首詩寫一個久客思家不能成寐的游子，對著照射羅幃的皎皎月光，愈加觸動了鄉(xiāng)愁。自然愁思是壓不下去的，只得攬衣而起，徘徊空房之中，不覺自言自語：“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這時明月滿地，夜涼如水。索性打開門來走出去望一望千里相共的明月吧。他躊躇四顧一下，除了一片茫茫的月光什么也看不到，滿懷愁緒，向誰去傾訴呢?不得已回到房中，不覺落下淚來。通篇只起頭二句是寫景，以下全是寫情，而月明如晝的景色悉在其中，那個“憂愁不能寐”的主人公的全部形象都被浸在月光之中照得格外鮮明。
五言詩的起源
《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顯著的藝術特點是善于通過某種生活情節(jié)抒寫作者的內心活動，抒情中帶有敘事意味，使詩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鮮明突出。例如“西北有高樓”一首寫一個追求名利的失意者的心情，并不抽象地寫他如何懷才不遇，失路傍徨，卻通過高樓聽曲這一具體事件的描繪，無意中流露了對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從而表明了主人公對那個聞聲而未見面的人是一個曠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時的侘傺無聊;最后希望化為雙鴻鵠同她一起奮翅高飛，更表明了主人公是個如何奮發(fā)有為，而又四顧無侶的形象。又如“凜凜歲云暮”一首描寫一個思婦懷念良人，夢醒后惆悵感傷的情緒。這是一個螻蛄悲鳴、涼風凄厲的冬夜，詩中的女主人思念著她的丈夫睡不著覺。她想到天氣已寒，而游子還沒有寒衣，想到寄錦衾，路途又是如此遙遠。想來想去，忽然篤念舊好的良人枉駕來迎，她喜出望外地想，從此攜手同歸，長相親愛，這是多么快樂呀!誰料那良人“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竟自無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惱，原來卻是一夢。她當時恨不得飛到良人那邊。引領遙望，好像良人還走得不遠。此時這位女主人似夢非夢，似醒非醒，只覺得涼風拂面，螻蛄滿耳，潮水般的眼淚直涌出來，沾濕了雙扉。寫到這里，一個孤獨無聊的思婦形象就如在目前。這樣抒情敘事雙管齊下的寫法還很多，“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等篇都是如此。
《古詩十九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善于運用比興手法，襯映烘托，著墨不多，而言近旨遠，語短情長，含蓄蘊藉，馀味無窮。例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明月皎夜光”)等句都是。尤其溫麗清新、自然貼切，富于“風”、“騷”意味的莫過于“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樹”等首。“冉冉孤生竹”既以孤竹結根于泰山起興，又以兔絲附于女蘿為比，下面“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四句，則是比中之比，層出不窮，既有新婚少婦光華艷麗的形象，又有草木零落、美人遲暮的感慨，深沉儲蓄，而不盡之情自在言外。
《古詩十九首》的語言不假雕琢，淺近自然，但又異常精煉，含義豐富，十分耐人尋味：這也是一個特點。例如說：“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行行重行行”)，“同心而離居，快傷以終老”(“涉江采芙蓉”)，“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qū)區(qū)，懼君不識察”(“孟冬寒氣至”)，一種真摯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見。“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青青陵上柏”)，官僚們鉆營馳逐的情況可以想見。“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明月皎夜光”)，失望的心情可以想見。寫景如“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回車駕言邁”)，“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東城高且長”)，疊字如“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牽牛星”，雙關如“客從遠方來”的“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都是語言方面的特點。
《古詩十九首》的高度藝術成就是五言詩已經達到成熟階段的標志。
《古詩十九首》以外的無名氏“古詩”散見于《文選》、《玉臺新詠》等書的還不少。其中除《上山采蘼蕪》、《十五從軍征》二首已在上章樂府詩中論述外，尚有“蘭若生春陽”、“新樹蘭蕙葩”、“步出城東門”等首也是游子思婦之詞;“悲與親友別”一首則是送別親友之作;“橘柚垂華實”一首借詠物以寓人材被棄之感。以上諸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基本上與《古詩十九首》一致，而“新樹蘭蕙葩”的韻調尤其相似，可以認定都是同時代的作品。
還有《文選》中題為蘇武、李陵的五言詩共七首，一般稱為“蘇李詩”。這幾首詩不是蘇武、李陵所作，前人早有定論。但有人認為出于齊梁時代，未免估計太晚。因為顏延之的《庭誥》早已談到李陵詩的真?zhèn)螁栴}(見《太平御覽》五八六)，裴子野《雕蟲論》也有“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之語。我們根據詩的內容、風格和詞句來考察，大致可以肯定它們的時代與《古詩十九首》接近。
這批古詩的主題都是為送行贈別而作，有送朋友遠游的，有送丈夫從軍的，詩中或稱“征夫”，或稱“游子”，或稱“行人”。大抵纏綿悱惻，表現了親友深厚的感情，特別是“結發(fā)為夫妻”一首有云：“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zhàn)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又云：“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寫夫妻離別之情非常令人感動。
劉勰曾說“古詩”是“五言之冠冕”，這話并不過分。就“古詩”所達到的成就及其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所產生的影響來說，它在我國文學發(fā)展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