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觀后心得（通用3篇）
蘇東坡的觀后心得 篇1
宋人筆記中傳說，蘇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詞后，“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石林避暑錄話》)，正睡大覺哩，根本沒去“江海寄余生”。本來，又何必那樣呢?因為根本逃不掉這個人世大羅網(wǎng)。也許，只有在佛學禪宗中，勉強尋得一些安慰和解脫吧。正是這種對整體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脫而未能，欲排遣反戲謔，使蘇軾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而頗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里沒有屈原、阮籍的憂憤，沒有李白、杜甫的豪誠，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當然更不像韓愈那樣盛氣凌人不可一世。蘇軾在美學上追求的是一種樸質(zhì)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tài)度，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并把這一切提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無怪乎在古今詩人中，就只有陶潛最合蘇軾的標準了。只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淵明，才是蘇軾所愿頂禮膜拜的對象。終唐之世，陶詩并不顯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視。直到蘇軾這里，才被抬高到獨一無二的地步。并從此之后，地位便鞏固下來了。蘇軾發(fā)現(xiàn)了陶詩在極平淡樸質(zhì)的形象意境中，所表達出來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諦，藝術的極峰。千年以來，陶詩就一直以這種蘇化的面目流傳著。
蘇軾有一篇散文《方山子傳》，其中說:
方山子……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然方山子世有勛閥，當?shù)霉伲箯氖掠谄溟g，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徉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這也許就是蘇軾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標本吧。總之，不要富貴，不合流俗，在當時“太平盛世”，蘇軾卻憧憬這種任俠居山，棄冠服仕進的“異人”，不也如同他的詩詞一樣，表達著一種獨特的人生態(tài)度么?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蘇軾傳達的就是這種攜帶某種禪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盡管蘇軾不斷地進行自我安慰，時時現(xiàn)出一付隨遇而安的“樂觀”情緒，“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鬢微霜，又何妨”;但與陶淵明、白居易等人畢竟不同，其中總深深地埋藏著某種要求徹底解脫的出世意念。無怪乎具有同樣敏銳眼光的朱熹最不滿意蘇軾了，他寧肯贊揚王安石，也決不喜歡蘇東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們都感受到蘇軾這一套對當時社會秩序具有潛在的破壞性。蘇東坡生得太早，他沒法做封建社會的否定者，但他的這種美學理想和審美趣味，卻對從元畫、元曲到明中葉以來的浪漫主義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驅(qū)作用。直到《紅樓夢》中的“悲涼之霧，遍布華林”，更是這一因素在新時代條件下的成果。蘇軾在后期封建美學上的深遠的典型意義，其實就在這里。
蘇東坡的觀后心得 篇2
攝制組歷經(jīng)十五個月，行程十萬公里拍攝素材三萬多分鐘，先后踏訪過黃岡、惠州、儋州、眉山、杭州以及中國臺灣等國內(nèi)二十多個城市和地區(qū)，美國、日本、英國等多個國家，采訪了國內(nèi)外五十名重量級專家及嘉賓，呈現(xiàn)當今最新的蘇東坡研究成果，但卻把與蘇東坡文化最割舍不掉的四個紀念地減掉了，一個是東坡長眠地汝州郟城(河南省平頂山市郟縣)，一個是東坡豪放詞風典基地密州(山東省諸城市)，一個是東坡為官成敗的北宋國都汴梁(河南省開封市)，一個是東坡多次游玩寓居的穎昌(河南省許昌市)。
公元1074年10月--1076年10月，蘇軾任密州知州，其間文學創(chuàng)作達到了一個高峰，留世的詩詞曲賦共計209篇，膾炙人口的密州三曲《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獵》和《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前兩首代表作完竟只字未提。密州一地(山東諸城城)是央視制片和專家學者遺忘了還是被有意的減掉了呢?
至于郟城 ，過濾 、剪輯的這么干凈，我們只能是佩服了只有央視才能做到……。
蘇東坡的觀后心得 篇3
蘇軾作為詩、文、書、畫無所不能而又異常聰明敏銳的文藝全才，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人們最親切喜愛的對象。其實，蘇的文藝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遜色一籌。畫的真跡不可復見，就其他說，則字不如詩文，詩文不如詞，詞的數(shù)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國文藝史上卻有巨大影響，是美學史中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認為，他的典型意義正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鮮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開其端的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理發(fā)展到一個新的質(zhì)變點。
蘇軾一方面是忠君愛國、學優(yōu)而仕、抱負滿懷、謹守儒家思想的人物，無論是他的上皇帝書、熙寧變法的溫和保守立場，以及其他許多言行，都充分表現(xiàn)出這一點。這上與杜、白、韓，下與后代無數(shù)士大夫知識分子，均無不同，甚至有時還帶著似乎難以想象的正統(tǒng)迂腐氣(例如責備李白參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是，蘇東坡留給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這后一面才是蘇之所以為蘇的關鍵所在。蘇一生并未退隱，也從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軾詩文中所表達出來的這種“退隱”心緒，已不只是對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它不是對政治殺戮的恐懼哀傷，也不是“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阮籍)，“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陶潛)那種具體的政治哀傷(盡管蘇也有這種哀傷)，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這當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層了。前者(對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對社會的退避)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飯，仍有苦惱，也仍然逃不出社會。這便成了一種無法解脫而又要求解脫的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如果可以說，《春江花月夜》之類的對人生的自我意識只是少年時代的喟嘆，雖說感傷，并不覺重壓;那么，這里的情況就剛好相反，盡管沒多談，卻更感沉重，正是“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然而就在強顏歡笑中，不更透出那無可如何，黃昏日暮的沉重傷感么?這種整個人生空漠之感，這種對整個存在、宇宙、人生、社會的懷疑、厭倦、無所希冀、無所寄托的深沉喟嘆，盡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覺，卻是蘇軾最早在文藝領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來的。